（1） - 地理环境

我插队的村子叫西塬，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村，位于北纬 36°05’19”, 东经 110°23’11”, 属陕西省宜川县壶口乡,公社化时期属壶口公社，马家大队。要是用谷歌地球查找，地图 上标出的名字是“下西塬”，这一定是编辑搞错了(上面图中的名字是我自己加的，只加 了与本文有关的几个村子)。村子离壶口瀑布直线距离不过十来里，可是要去一趟却得翻 山越岭走两三个小时路。春秋季节气候较干燥期间，在西塬的塬上可以看到瀑布漫起的水 雾，就是当地人说的“水底生烟”。壶口瀑布本来应属陕西，后来成了旅游景点，精明的 山西人便在黄河对岸修起公路，盖起旅馆，建立壶口镇，树碑立传，收起旅游费，于是壶 口瀑布就成了山西的地界，让我这个守着壶口瀑布，插队壶口公社近五年的老知青还有点 气愤不过。

 西塬村北依安乐山，面对蟒头山。安乐山为四周的制高点，以安乐山为中心，几条山梁向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延伸，东西山梁转而也向南延伸，中间的山梁又有分叉，整个地形犹如 一个“内”字；安乐山就在“冂”与“人”交叉处，西塬就在“人”的左边那一撇上。当 地有些民谣描绘了安乐山周围各个村庄的地理位置与特点：“桑柏的圪旯，岭里的条，兰 家庄洼里没水壕”、“安乐山下桃曲坪，渡过黄河上侯歇”、“水南塬里能跑马，寨子翻 过是那坪”。

 安乐山基本上是秃山一个，不生五穀，不游麋鹿，据说唐朝安史之乱叛将安禄山曾驻军这 一带，将林木砍伐一光，安乐山由此得名，“禄”延传成了“乐”。不过这也是一千两百 年以前的事了，照理早就该万物繁衍，春风吹又生了。老乡说，阎锡山驻军壶口时曾一阵 乱砍，后来大跃进大炼钢铁时又是一阵乱伐，才留下这么个秃山。站在安乐山上，四周千 沟万壑，黄土高原壮观景色尽收眼底。

西塬村的对面，隔着仕望河，蟒头山倒是绿树成荫，秋叶满山，与这边的荒山野岭形成鲜 明对照。民间传说蟒头山的五座山峰是大禹治水时斩杀九头怪蟒相柳所化。当年我们爬上 蟒头山，在山顶上找到了一座破庙，院子里有口天井，天井里的水游满了小红虫，就是养 鱼爱好者最爱的鱼虫。爬了一天山，口渴了，就把手绢撑开，放入天井的水中，趴着喝手 绢里的“过滤”水。晚上风餐露宿，围着篝火讲故事，倒是当时城里人享受不到的情趣。 蟒头山现在成了国家级森林公园，可驱车观赏娘娘庙、碑廊、财神庙、玄帝庙、天神庙等 景观。

(2)- 扎根的地方 

1969 年 1 月我们六个男生，四个女生来到西塬。西塬离宜川县城 80 里路，接我们的老乡 赶着几头毛驴，驮着我们的行李早上从县城出发，先沿着县川河走了一天平路，天快黑了 开始爬山，到了村里就全黑了，我们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打开窑洞门，才看清楚 了我们要扎根的地方。

全村九十多口人，十八户人家，分布在山梁东西两侧的三十几孔窑洞，没有砖窑，都是土 窑，我们的窑就在西侧。像老人脸上深深的皱纹，岁月给西塬留下了大大小小的沟壑，每 天出了窑洞就得爬上爬下。最大的平地是村头的场院，比三个篮球场大不了多少。长长的 井坡通向沟底的水池，从山缝里流出的一股潺潺泉水养育着全村人家，赶着毛驴到沟底驮 水，一趟要一个小时。处处可见的石磨石碾、木桶木犁，展示着时间的永恒不变，连挂在 窑洞门口的一串串柿饼，堆放在院子里的一捆捆柴垛也好像在向世界证明，从前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只有仔细看，才能看到时代的步伐：从树杆到树杆，最后进入窑洞窗口的金属线就是时代 进步的见证。家家户户的炕头上都挂着一个陶瓷喇叭，没有外壳，没有开关，就是一个纸 盆，每天定时播放公社转播的全国联播节目。喇叭声音听起来像苍蝇飞蚊子叫，可是老乡 们爱听，“东方红”百听不厌。本来嘛，这曲子就是从这黄土高坡诞生的。问老乡今天广播 里有啥新闻，他们都会说“不解（陕北话“不知道”，发音 xie）”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 乎曾经拥有，小喇叭是他们拥有而祖辈没有的唯一东西。

土改时定阶级成分，除了一个单身户是贫农以外，全村都被划成中农。刚到村里的头一段 日子我们的心里就有点犯嘀咕，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把我们放在中农扎堆的 地方符合政策吗？平时上工歇歇儿（陕北话“休息”）时，村里人就爱给我们讲，解放前 哪个山坡上的哪一块地是谁家的，种的是什么，让我们觉得有点资本主义复辟的味道。想 跟老乡搞个忆苦思甜，老乡就说实话，没过过什么好日子，也没过过什么苦日子，解放前 跟解放后一样。我们知青六男四女，从进村的那天起总是听到 “六个娃，四个女子，这日 子咋过嘛？”之类的奇谈怪论，我们听着怪不顺耳的，中农的觉悟就是不高。陕北人实在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六个娃，四个女子确实不好办。 

刚到那天早上，几条狗蹲在院子里。这狗也真新鲜，看见生人也不叫，好像闻到了吃的东 西。刚从城里来，有年头没看见过狗了，于是，我们就把剩下的干粮拿出来，一边逗狗， 一边喂它们。不知什么时候，院子里人也多了起来，有大人，有小孩。突然，人群里一个 人喊了一声“给娃吃些嘛”。我们震惊了，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少爷小姐，就是不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谁说中农不能对我们进行再教育？刚来第一天就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还 记得当时把干粮给孩子们时的尴尬场面，让我们无地自容。孩子们接过干硬的干粮时高兴 的样子，也让我们马上预感到，苦日子在后面等着我们呢。

（3）- 两个“唯一”

再说村里那唯一的单身户贫农，没有人知道他的大名，都叫他瓦罐。土改时全村只有他没 有土地，所以就给他划了个贫农。虽说没有地，他是全村最有钱的。因为家家户户的磨盘 隔一段时间就得凿一次，瓦罐凭着一手钻碨的好手艺(钻碨 wei，陕北话，就是凿磨盘)， 整年在外，吃香的喝辣的，偶尔回村住一两天，就又背着他那装满工具的包包云游四方。 他那包包总是不离身，有人说里面装着大把的钞票。

一次听说他回来了，我们就抓紧时机，跟瓦罐座谈，向贫农学习。瓦罐从前参加过红军， 跟刘志丹打过仗，自己吹嘘说当过排长，用歪把子机枪干掉了十几个鬼子，负了重伤才没 跟着队伍走。他指着自己的脸，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嘴还有点歪，说这就是证据。我们 打趣地跟他说，要是他没负伤，跟着队伍上北京，如今至少是个局长副局长之类。他眨么 眨么眼睛，好像没听懂我们说什么。我们问他钻一次碨收多少钱，他还是神秘地眨么眨么 眼睛，嘿嘿一笑。他真是把我们搞糊涂了，这贫农怎么也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味道。因为他 走动于全县各村之间，耳闻目睹不少知青的事，声称知道我们北京知青为什么到这穷乡僻 壤。“你们打架，骂人，偷东西，不守规矩，都是流氓，北京管不了你们，才把你们送到 这嗒（陕北话“这里”）。”

 村里除了唯一的贫农，还有另一个“唯一”，就是唯一的党员 - 梁公。他是村里的牛倌， 五十岁上下，多年拦牛（陕北话，放牛），背柴压得他背驼得很厉害。我在西塬近五年， 跟梁公一起拦了四年牛，背了四年柴，结果也落下个残疾 – 歪肩膀，右肩膀比左肩膀低。 我问他是什时候入的党，他说他也不清楚。只记得年轻的时候，公社每个月开会，每个村 得派一个人去，别人都不愿意去，每次都让他去。结果有一天，公社书记说他的党费还没 交，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是组织上的人了。梁公为人极为老实，平时话语不多，对集体的牛 关爱至极。有一次，一头牛的背上长了一个脓疮，疮口破了，脓水开始往外流。梁公抓了 一把草，一边用手挤脓包，一边用草擦拭伤口。脓和血的恶臭我老远都能闻到，可梁公一 点都不在意。脓挤完了，手上的狼藉在地上擦擦，还轻轻对牛说了两句安慰的话。几年后 邓小平恢复大学入学考试，语文的考题是写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体会，我写的就是梁公 给牛挤脓包。

(4)-从零开始

我们的双脚一踏上这贫瘠的小山村，我们就告别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城市生活，很多 生存的基本技能都要从零开始学。从喝的水到做饭用的柴都要靠自己的双手才能得到。有 的生活常识，没有人指点，等出了问题已经晚了，只好亡羊补牢。第一年国家按城市重体 力劳动定量补助粮食，可是分给我们的玉米是多年库存的底货，放在窑洞里一段时间后发 现玉米都捂了，还生了虫，我们就这样吃了几个月有一股发霉味道的玉米发糕。后来才知 道要常把玉米拿出来晒晒，保持干燥，才不会生虫发霉。

我们住的三孔旧窑就在梁公家的院子里。梁公一家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特别是他的大女 儿金叶。她教我们怎么推碨（推碨 wei，就是磨面），怎么生火、做饭、擀面，怎么下沟 驮水，还常常帮我们拆洗被子，做土布鞋。第一次阴天下雨做饭的时候，窑洞里倒烟，呛 得我们跑出去找金叶。金叶端了一盆水，冒雨跑到窑背上，把水倒水进烟筒里，烟就慢慢 开始往外出了。金叶比我们年龄稍大一点，二十刚出头，可是在农村二十出头的大姑娘还 住在家里总是招惹闲话。金叶一点都不在乎，更何况她是公社和县里妇联委员，要在农村 推广晚婚，自己得先做个榜样。二女儿银叶比我们小，十五六岁，性格活泼开朗，有点嚼 舌，村里有点什么事我们总爱找银叶打听。梁公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老特（陕北话“老 大”），在甘肃当过兵，见多识广，有些滑头，不象梁公那么老实。老二继承梁公优点比 较多，他和二嫂对我们帮助也很大。单拿推碨来说，我们需要磨面的时候，总要求爷爷告 奶奶，借用别人的碨盘。可是这碨盘是用一次就磨光一点，用到一定程度就什么都磨不出 来了（瓦罐显身手的时候）。有时要借用碨盘，老乡借口自己要用，不肯借，可是老二家 从来没有拒绝过。

老乡对付虱子的绝活是必须要学的，坐在地头，把布衫脱下来，用两个拇指的指甲盖掐死 躲在衣服缝里的虱子，指甲上的血迹往土布鞋上一抹，又接着掐。有时虱子实在太多，就 干脆用牙顺着衣缝咬下去。此时，外人看到地头这一排光着膀子的汉子，一定分不出谁是 当地老乡，谁是北京娃。男耕女织是几千年的农村传统，陕北的婆姨织布纺线，可是织毛 衣在陕北是男人的活儿，让我们第一次看到时大跌眼镜。这个活儿不去学，太丢北京爷们 儿的面子了。

 （此系列中的照片都是在没有电的窑洞里，自己冲洗出来的，报废了许多底片和照片，最 后慢慢摸索出用手电和自然光的冲洗办法。）

(5)- 脸红的事

三孔窑，男生一孔，女生一孔，另一孔作库窑。厕所男女共用，是用一捆一捆的柴围起来 的。头几天发生过令少男少女脸红的遭遇，后来大家都墨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要在厕所 外边先咳嗽一声。后来觉得这个办法不太方便，跑到厕所跟前，外边咳嗽一声，里面也咳 嗽一声，是在外边等呢，还是回去？于是就正式规定要在柴堆上挂个显眼的东西，像围 巾、帽子什么的，老远就能看见。 

每次如厕，特别是清肠时，最好带上树枝棍棒，以便挡驾外面守候的清洁工。狗还算聪明 ，吼两声就不敢进来；猪真是笨，不管怎么吼总是一个劲儿往里拱。你刚办完公，后面就 会响起不和谐的交响声。这些清洁工都尽守职责，每次工作都完成得很出色。

说到脸红的事，有两回还真让我脸红了。女生虽然只有四个人，但我们还是把大一点的窑 让给她们住，在她们的窑里做饭。有的知青点专门留下一个人负责做饭，有的轮流做，我 们决定轮流做。有一天轮到我做饭，晚上我准备发玉米面，第二天早上好蒸发糕。那时候 没有敲门的习惯，况且还没到就寝时间，听见女生窑里有说话声，我就推门进去了。没想 到女生们正在烧水洗澡，也没插上门，弄得我一个大红脸。不过窑里蒸汽腾腾，实在是没 看清什么，女生们也没惊叫，所以没发生什么“缺德”“丢脸”的事。

第二次让我脸红是去公社打煤油。一大早翻过一个山梁，路过大贤村，想跟那个村的知青 要一口水。他们也是两孔窑，男生女生各一孔。我推了推男生的窑门，里面插上了，就拍 了拍门。没想到里面冒出了一个女生的声音，“谁啊？”我紧忙倒退两步，回了一个“我”， 定住眼神，看准了没拍错门。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门闩响了，里面男生听出我的声 音说“进来吧，这么早上哪去？”我推门进去一看，三男三女同炕成对而卧。我目不斜视， 假装没事，到窑里水缸崴了一瓢水喝下去，支支吾吾地搪塞他们的热情招呼，又以最快速 度抽身而逃。出来觉得脸有点热。

(6)- 六个秃小子

女生洗澡成了我们知青点矛盾的焦点。并不是因为她们洗澡不插门，发生令人脸红的事 （见上篇《脸红的事》），而是因为她们自己不驮水，不打柴，可是隔三差五就要烧水洗 澡，几乎天天要用热水洗脸洗脚，让我们男生气不打一处来。还没说她们两句，就哭天抹 泪，闹着要回北京。本来是可以分灶的，可是三个女生有志气，干脆搬到别的村去了。

 这三个女生的家庭背景完全不一样，是命运把她们绑在一起。一个女生家里是军人，后来 走后门当兵去了。一个家里是普通职员，父亲是个小工厂的会计，后来招工到延安无线电 厂。一个家里是所谓反革命，父亲被镇压枪毙了。因出身问题，这个女生招工上学都没 份，生活无出路，跟当地人结婚，在农村呆了二十几年，最后落实政策，才回北京。

后来听说她们自己过得也很艰难，几个瘦弱女生驮水磨面，下地干活，打柴做饭，实在没 柴了就花钱从老乡那儿买。以后我们男生见面，说起来都有点后悔，怎么就不能宽容一点 和解一下呢。从自私的角度考虑，凡是有女生的村子，日子似乎都过得更有条理，而且女 生吃的相对少一些，粮食可以匀让给男生，不至于挨饿，至少相互能有个照应。那个出身 不好的女生唱歌唱得特别好听，或许能给生活带来些乐趣。不管怎样，那个时候年轻，火 气大，以后失去联系，也没有机会道个歉。

四个女生只走了三个，另一个不知是因为跟那三个合不来呢，还是在西塬待得有感情了， 反正闹翻了以后她表示要留下来。不过这位女生确实跟那三位不一样，不但跟她们不一 样，跟我们男生，跟我们所认识的任何知青都不一样。简单地说，就是中文革流毒太深， 每天都要手捧红宝书，高唱革命歌曲，朝气蓬勃迎着朝阳地下地干活。我说手捧红宝书， 是实实在在地捧在胸口；高唱革命歌曲，是实实在在地边走边唱，好象在演戏拍电影一样 。在地里干活抢在老乡前面，田头休息的时候带着老乡学习红宝书，背诵诗词时还要作出 跳忠字舞的动作。老乡叫她张女子，我们叫她张女士。那个时代，女士是很贬义的词。虽 然我们有几个男生不断对她冷嘲热讽，拿她开心逗闷子，她始终如一，很快就被选为县里 活学活用的代表。招工开始后，她是第一个走的，留下我们六个秃小子。

来的时候我们带了一把理发推子，谁都用不好，理出来的头像狗啃的一样，就干脆统统剃 光，还不用求人，自己给自己理。头发里沙子多，推子嘎吱嘎吱响。推完了用玉米芯在头 上刮一刮，连头发渣带黄土一起刮掉，就算洗头了。其他村里有女生给男生理发的，手艺 还不错，还让我们有点羡慕。

(7)- 贡献

虽然我们知青点算不上先进集体，但象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我们不想在农村混日子。我 们也觉得应该把学过的知识拿出来施展一下，为农村作出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们晚上参加 队里的“计工分”会，并为老乡们念念报纸。每次开会前都要唱《东方红》，老乡们的歌声 土得掉渣，原始韵味十足，越听越爱听，现代舞台上的乐队合唱应该找个地缝。六个同学 中，史铁胜和邢之泉当过队里的保管，他们后来才发现，我们刚来的时候每人 240 元安家 费，除了给我们打了三孔新窑外，其他的钱都花了，帐上有记录的只有一头牛。

我们在自留地搞了一块试验田，从北京带回来菜籽和一种流行的什么菌苗，好像叫根瘤 菌，在试管里培育，据说可以提高产量。结果白菜因为缺水根本没长出来；南瓜倒是长出 来了，上了不少“菌”，瓜越长越大，等我们想吃的时候才发现，南瓜里面全是棉花团似的 东西，松松软软的，根本没法吃。后来北京支援延安的日本尿素送到村里，我们根据使用 说明教老乡怎么用（尿素口袋上写着日文和“株式会社”字样，感觉很神秘）。果然那年的 玉米比往年长得高大，小麦比过去粗壮，产量大大提高。可惜的是，第二年我们没有继续 督促如何使用，老乡看到尿素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就大把大把地往地里撒，结果庄稼都烧 死了，地也毁了，再种什么都长不好了。更糟糕的是，毁掉的地都是塬上最好的平地，后 来只好多开坡地来弥补损失。

我们最大的贡献，应该算是在村里开办小学。村里十几个娃，从六七岁到十来岁，第一次 来到学堂，拜赖为民为老师。赖为民是我们当中的神童，从初二跳级上高一，所以我们觉 得让他当老师最合适不过。村里为我们打的三孔新窑，本来一孔给男生，一孔给女生，一 孔作库窑，但女生都走了，空出来一孔窑正好当学校。村里特别重视，从县城搞来桌椅板 凳和一块黑板，学校就开学了。

窑洞里传出朗朗读书声，是西塬村开天辟地第一次。教这群从来没上过学、年龄参差不齐 的男娃女娃真没让赖为民少费心，甚至得采用体罚。不过老乡看到自己的孩子被轰出教 室，在酷暑严寒中罚站，不但不怪罪赖为民，回去还要再揍孩子一顿。自己的娃能认字识 数，还能抱怨什么呢。只有一次，赖为民没能控制局面，娃们乱作一团，哄堂大笑跑出教 室。晚上队长叼着烟袋，满腹疑虑来找赖为民，问道“你跟娃讲咱都住在毬上，是咋回子 事嘛”。赖为民哭笑不得，只好解释，我讲的是地球，不是那个毬。队长也不知是听明白 了没有，只说“以后少跟娃们讲毬事”，嗯啊呀地点着头回去了。（毬，陕北话，就是那 个…你懂得。）

(8)- 生病

出门在外，最怕的就是生病，来的时候我们各自都带了不少药。史铁胜在北京受过几天赤 脚医生训练，因此带的药品比较专业化，除了阿司匹林、黄连素之类，还带了针灸用的 针，打针用的针头针管和盘尼西林等。有一次，张女士病了，高烧不退，吃阿司匹林不管 用，史铁胜就建议打一针。一般打盘尼西林要在屁股上打，史铁胜怎么都抹不开面子在张 女士屁股上打，就在胳膊上打了一针，疼得张女士哎哟哎哟地大叫。

几年后，史铁胜坦白说，他忘了一道程序，打盘尼西林一定要先在手腕上作过敏试验，如 果过敏可能会引起休克甚至出人命。他这一说我也出了一身后怕的冷汗，有一次邢之泉发 烧，直说胡话，史铁胜不在，我们就决定给邢之泉打一针。在开水中把针头消了毒，几个 人就大眼瞪小眼，谁来打呢？不知怎么推来推去，最后针管落到了我手中。把药瓶里的盘 尼西林吸到针管里，学着史铁胜的做法用手指头弹了两下，然后让邢之泉趴着把屁股露出 来。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想起医院里护士打针的动作，跟小时候玩剁刀的动作 差不多，手腕练了两下,一针就下去了。只觉得针头“咚”的一声，扎到了盆骨，等推完药 把针头拔出来一看，针尖弯了个钩 - 也没做过敏试验。

 西塬有位郎中，跟瓦罐一样远近闻名，不过他平时住在村里，偶尔也下地干点活儿，仅为 舒筋活骨而已。外村有人生病，就赶着毛驴来请，一去就是大半个月。不记得老乡怎么称 呼他，好像是叔啊伯啊地称呼。由于他岁数较大，白发白髯，我们尊称他为老先生。有一 次，邢之泉头疼得厉害，正好老先生没出门，就请来看病。老先生问了问邢头儿情况，说 放放血就好了。于是开始在太阳穴不断推挤，挤出一个蚕豆大小的血疙瘩，然后拿出一根 大号的纳鞋底的针，在嘴里抿了抿，算是消了毒，就往那个血疙瘩上一扎，一股鲜血就喷 了出来，溅在窑壁上。我们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再问邢之泉感觉怎么样，只见他脸色发 白，嘴唇紧闭，说不出话。

老先生还有什么高招我们再也没敢去领教。在这自生自灭的原始生活环境，老乡们自然有 他们几百年积累下来的治病经验，比如伤口流血，抓一把炉灰捂上；牙疼就咬住一个烧烫 的杏仁，在嘴里一阵滋啦啦的声响后，用水漱漱口，水里的小白丝就是杀死的牙虫。有个 奇怪的节日，叫磨牙节，忘了是在是什么节气，家家户户烤黄豆和玉米豆，咬得嘎嘣嘎嘣 响，大概也是为了口腔健康吧。有个女娃生重病，老先生也没辙了，就请来神婆满村叫 嚷，“你是害人鬼，我是河东神，我要掐死你，还不快快跑”。过段时辰，见效果不大， 就拖长音改呼唤“女子回来吧”，夜里听着挺瘆人的。 

有一种知青病，老先生也好，神婆也好都没见过–皮肤起泡发痒，抓破了就发炎流黄水， 伤口长久不能愈合，而且越来越大，露出鲜肉，最后留下伤疤。有人说是水土不服，有人 说是长期缺菜引起的营养不良甚至败血症，有人说就是跳蚤咬了以后感染发炎。也有可能 是农药中毒，因为炕上跳蚤太多了，我们就用敌百虫在褥子四周画个框框，都把自己当唐 僧了，以为跳蚤就不会夜里侵犯了。腿上胳膊上到处流黄水，每天晚上睡觉前就在小煤油 灯下用橡皮膏和棉花团贴在伤口上，一贴就是十几处。带来的棉花团用完了就从被子褥子 里往外揪，最后橡皮膏用完了，被子褥子不能再往外揪了，早上起床被子粘在身上，要小 心翼翼才能掀开，被子床单上全是脓斑血迹。不巧，左手拇指打柴时扎了个刺，正好在指 甲下面，指甲根也开始发炎流脓，疼痛难忍。回北京的时候，大夫看了指甲的情况，说不 能挽救了，只能拔掉。有别的知青也专门回北京看皮肤的问题，北医三院特地发明了一种 黄色的药膏，叫“知青一号”，抹了还真灵，伤口很快就愈合了。可是虱子、跳蚤还是照 样咬，痒起来又不敢用手挠，后来发明了用玉米芯挠痒，即解痒，又卫生。

(9)- 回北京

橡皮膏成了我们在农村生存的必需物品，不仅仅是贴在伤口上，还贴在衣服裤子上。我们 每人一般有两套衣服，一套是“还乡服”，平时留着不穿，只有回北京的时候才穿，另一套 天天干活时穿。很快这身“劳动服”就补丁摞补丁了，最后布面都糟了，挂不住线，没法加 补丁了，再加上没处找补丁了，就干脆用橡皮膏补，横竖乱贴。橡皮膏没有了就只好任其 褴褛。除了橡皮膏以外，还有另一种“膏”也是我们回北京都要背一大包回来的，就是酱油 膏。每天的晚饭都要在面汤里切一小块酱油膏，比光加咸盐有味多了。

橡皮膏、酱油膏、各种药、电池都需要不断补充，当地又没有，必须从北京带。家里情况 好的时不时寄个包裹，一些高干子弟的窑洞里总是有肉罐头、巧克力、牡丹烟。我们几个 人家里不是家境不济，就是被下放劳改，指望不上家里，所以每次回北京探亲，都要大量 购买“插队用品”。 

回北京总是那么令人兴奋，却也让人生畏，路途遥远，要三、四天时间（我在另一文“扒火车”中记述了一段与难民一起坐煤车的刻骨铭心的经历）。最恐怖的是要是遇上劫道的， 就得做出一些“牺牲”。这些劫道的“绿林好汉”都是北京知青，占地为王，过他们的地 境就得交“买路钱”，为了几块钱可以拔刀玩儿命。我就遇到过一次，两个知青见我一个 人在饭馆吃饭，上来跟我搭讪，都一只手插在裤兜里，暗示有凶器。我见大事不好，想 溜，可是他们把我逼到饭馆的角落里，跟我要“一张叶子”。我哪儿懂这些道上的黑话？战 战兢兢，结结巴巴跟他们装了一会儿傻，才闹明白“一张叶子”是十块钱。心疼啊，那是半 年的血汗钱，能买多少酱油膏啊！

 有的知青带相机下乡，我家里有一架老式 120 相机，要打开老虎皮的那种。第二年回家， 父母都被下放了，未经允许，带到了农村。我照了一些照片，并不是特别多。在北京买了 些处理胶卷和相纸，定影液用一种叫“海波”的便宜代用品。晚上天黑把底片冲洗出来，白 天把被子挂起来，挡住窑洞门窗，在脸盆里冲洗照片。因为没有电，需要曝光时掀一下棉 被，让太阳光进来，结果照片都太黑。后来掌握了合适的距离和时间，照片还能凑合看， 没想到成了人生最珍贵的纪念。此文中的一些照片就是保留下来的一些。很多因为定影没 掌握好，天长日久变黄了，更多的没有保存好，随着岁月流逝而丢失了，底片也找不到了 ，实在是可惜

。

(10)- 放牛

刚到村里的时候，队里为我们准备了一些柴，可是很快就烧完了，我们面临着自己打柴的 问题了。记得第一次我们几个男生一起出动，在村子后面的沟畔上看见一颗大腿粗细的椿 树，就纳闷，怎么没人砍这棵树，琢磨着大概是因为树太大，砍不动。于是哥儿几个七手 八脚把树砍倒，一起扛了回来。后来才知道，砍树是违法的，要罚款的。可能从我们的安 家费里扣掉了罚款，从此才知道在这荒山秃岭打柴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为了解决知青的烧火打柴问题，村里决定派一名知青跟梁公拦牛打柴。哥儿几个一商量决 定让我去。梁公也高兴，两个人轮番看守牛群，一个人可以专心打柴。以前为了打柴，有 几次梁公没看好牛，结果牛跑到庄稼地里。回到村里老乡的脸色让梁公十分难看。 

有人说拦牛是好差事，比下地干活轻尚，这得看什么时候干什么活儿了。一年到头，碰到 下雨下雪，别人可以不出工，可拦牛的还得风雨无阻。山路泥泞，还得特别小心，不能让 牛趟崖（陕北话，掉到山沟里）。碰到干旱季节，得把牛放到很远的地方，不能回家，只 能在荒山野坡过夜。况且，拦牛工分少，一个好劳力下地干活一天能挣 10 分；男知青只 给 9 分，我拦牛一天只挣 7 分。

 老实话说，只挣 7 分并不冤枉。别人天刚亮就得上工，我留在家里给大家做早饭，等快到 晌午的时候，牛坕完地(坕地 jingdi，陕北话，耕地），才把牛赶出村。虽然得抓紧时间打 柴，回家比别人晚，可是“闲”的时候也多。秋高气爽，把牛赶到荒坡，爬到柿子树上， 一边摘那蜜一般甜的陕西小柿子，一边躺在树杈上，眺望远处的蓝天白云、黄土高坡，可 以让我忘掉残酷的事实。坐在山坡上听着对面山坡拦羊老汉高歌“兰花妹妹你莫伤心”， 粗犷奔放，以后再听春晚节目上的信天游只能让我倒胃口；看着满山坡的羊群在蓝天下相 互追逐，真是一种无可比拟的浪漫。

 要是碰上雷电，拦牛还有危险，得马上找避雨的地方。这种时候我总是紧紧跟着梁公，只 有他知道哪儿有可以避雨的地方。有一次，乌云滚滚，我们刚刚在半人高的土崖下蹲下来 ，一道闪光从天而降，霹雳声震耳欲聋，就在离我们不到五十米的一棵小树顿时化为乌碳 。牛群安然无恙，触惊不乱，安详地继续低着头吃草。好长时间我耳鸣听不到声音，然而 庆幸捡了条命。 

除了那次以外，我还捡了两条命。一次是中午，把牛赶到没有庄稼的坡地，自己跑到山沟 的小溪洗了个澡，赤条条地躺在石板上晒太阳。可是太阳太毒，石板太烫，我就挪到阴凉 处躺下，不一会就睡过去了。等醒来，我发现浑身动不了了，除了眼球以外，胳膊和双腿 都不是我的了。我望着天，想叫也叫不出来，天也好像调了 180 度在下面。一通拼命挣扎 之后，我冷静下来，听着自己的呼吸声，意识到胸口的一起一伏，就加大呼吸。渐渐感到 肩膀在动，于是又一阵挣扎，想让肩膀多动一点。猛然，右肩膀带动着右臂痉挛了一下， 慢慢右臂恢复了知觉，推了一下身下的石板，全身的感觉才回来，赶快跑到太阳光下晒掉 浑身的寒气。凉石板能要人命，听说知青作家史铁生就是这样半身不遂的。

那天再多睡一 袋烟的功夫我恐怕也半身不遂了。 另一次是打柴的时候，我沿着沟畔找，发现沟崖半壁处有一棵又粗又大的疙针（陕北话， 酸枣刺）。像陶金者发现了金子，我又惊又喜，观察了一下地形，选择好地点，就开始在 崖壁上用镢头掏下脚的洞穴。掏一个洞穴，往下走一步，两个洞穴下两步，离疙针越来越 近。突然，脚下的土一松，我连人带镢头往下滑。开始身体还能保持垂直状态，拼命用镢 头往崖壁上刨，想勾住什么，停止下滑。很快身体就失去平衡，开始横着往下滚，越滚越 快，镢头也飞了出去。快到沟底有个缓坡，只觉得身体重重地砸了一下就失去了知觉。醒 过来发现太阳已经偏西，梁公在沟崖高处呐喊着我的名字。只觉得屁股沟子撕裂般的疼痛 ，伸手摸摸并没有流血。忍痛站起来，伸伸胳膊伸伸腿，还能动弹；抬头望了望，那棵疙 针还在几十米高处挺立。我现在快到古稀之年，颈椎和背痛已多年，经常突然想不起来很 熟悉的人的名字，怀疑是这两次大难不死留下的后遗症。

 死是没死，可是长年累月在外边风餐露宿，吃干饽饽，趴着喝冰冷的泉水，把胃搞坏了。 直到现在，吃东西稍微不留意胃就觉得不扯流（陕北话，不舒服）

(11)- 皮囊之苦

柴火问题基本解决了，我几乎每天都可以背回来一捆柴，有耐烧的疙针，有易燃而且火力 旺的丝丝芽，也有不经烧的蒿草。可是更严重的困难出现了- 无米下锅。西塬是有名的穷 村，干一天活儿挣不到两毛钱，风调雨顺的年头粮食亩产才八十多斤。有一年春天，我们 囤子里的粮食维持不到麦收了，大家都勒紧裤腰带，邢之泉一次在地里坕地（jingdi，陕北 话，耕地）竟然饿得晕倒了。司务长赖为民决定把剩下的一部分小麦拿出来到寿峰公社一 带换成玉米。邢之泉赶着毛驴，四斗小麦换回来十二斗玉米。寿峰有个粮食黑市，什么粮 食都有，连大米都有。我们可没那个奢望，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玉米面里都要掺麸子。 换回来的玉米还是不够，赖为民决定厚着脸皮去“借”。我弟弟在桃曲村，赖为民哥哥在兰 家庄，情况都比我们好得多，赖为民赶着毛驴说明来意，他们二话没说“借”给我们几斗玉 米。离麦收还有两个星期，囤子就全空了，赖为民怎么都不好意思再去借，说宁可去要饭 也不去借粮了。最后我出了个主意，用我们的小狗费利去换粮食。我赶着毛驴，费利天真 地跟在后面。到了桃曲村说明来意，桃曲同学坚决不要费利，我坚持不能“借”，只能换， 这样就把费利留在了桃曲村，又驮回来几斗玉米。

 像许多知青一样，我们收养费利纯粹是为了好玩。张大鹏从老乡那儿抱来一只小狗，大家 一起琢磨，是起一个“下巴”或“流鼻血”一类的乡土名字呢，还是叫个“阿黄”或“老虎”之类 的洋名。当时赵琛正在看世界史第一次世界大战部分，里面有个普鲁士炮兵叫费利普斯， 他说这个名字挺响亮的，于是我们就管小狗叫费利普斯，简称费利。费利给我们带来了不 少快乐，让我们了解到为什么说狗是人最忠实的朋友，更难忘的是从费利身上我们也验证 了“狗仗人势”的真理，见到了“丧家之犬”的德性。有一天下了工，忽然听到村里有人叫“罗 、罗、罗”（陕北话“狼”），我们赶紧跑出来看狼在什么地方，费利也跟着跑出来。就在村 口，离我们的窑不远的坡路上，有一条狼正悠闲自在地向村子挪动。“嗖、嗖、嗖”我们齐 声喊，让费利去追赶狼。一岁半的费利已是青壮年，大小跟狼差不多，听到我们叫声，像 箭一般窜出去，冲向那条狼。“嗖、嗖、嗖”我们跟赶来的老乡一起给费利加油。狼见费利 来追赶，掉头就跑，只见一只野狼，一条家犬，一前一后，一松一驰，向远方奔跑，绕过 山梁就都不见了。我们松了一口气，等待着费利凯旋归来。没过一会儿，只见从山梁后面 ，还是一前一后，两条生灵向村口奔来，费利在前逃命，狼在后追赶。“嗖、嗖、嗖”我们 又开始给费利鼓劲儿，可是可怜的费利跑回来躲到我们后面，夹着尾巴喘粗气。村里另外 几条狗赶来救援，可是费利吓坏了，还是一动不动。有时我就想，转过山梁，听不见人声 看不见人影，那狼与犬的场景一定很有意思。尽管费利那天丢尽了脸，把费利关在桃曲库 窑里换口粮的时候我心里还是非常难过。桃曲始终无心收留费利，放生后流浪荒郊，与狼 争食，嚎啕怨恨，葬身野外。 

为了解皮囊之苦，我们也动过别的脑筋。那时候北京的鸡蛋九毛钱一斤，而村子里鸡蛋的 收购价格是六毛一斤。我们向村里宣布，我们七毛一斤收购，老乡们纷纷送货上门。一段 时间以后，送货上门的少了，我们就上门收购，提高收购价，可是没有人愿意卖给我们了 。老乡告诉我们，上面收不上鸡蛋，派人下来，给各家的母鸡上了“户口”，不能如数按时 交售鸡蛋的话，年底要扣口粮。这样一来就断了我们的鸡蛋来源。拦牛的时候，老梁教我 怎么捉鳖。夕阳西下时，鳖的头是朝西，在水塘里先用脚踩，踩到鳖时要从后面抓才不会 被鳖咬着。用弹弓打麻雀的时候我干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打伤了一支喜鹊，穷追不舍， 直至下锅方罢休。

 我们的脑筋也动到了队里的玉米、柿子、老乡地里的南瓜、萝卜。老乡的鸡我发誓我们从 来没动过念头，不过我们害死过一条狗。那条狗咬伤了队里的羊（狗也饿啊），按村里的 规矩，这条狗不能再要了。我们把狗吊在一棵歪脖树上，发出的惨叫撕裂了全村人的心。 第二次再发生狗咬羊的事，主人不给我们狗了，还是按传统一大早嘴里骂骂咧咧带着狗出 门，两天后独自一人忧伤地回来，嘴里还是骂骂咧咧让全村都能听见。

（12）- 苦中有乐

后来尽管生活越来越苦，可能是受到良心谴责，跟老乡有了感情，把西塬当成自己的家了 ，我们改邪归正了，“不动群众一针一线”。最后我们意识到，要彻底解决蛋白质和脂肪 问题，养猪是唯一的长远之计。大伙凑钱买了一个小猪仔，为了不让猪去作“清洁工”， 我们在院子里挖了个大坑，把猪“圈养”在里面。别人家的猪到处乱跑乱吃，看上去都还 “嘻溜溜”的（陕北话“胖胖的”），只有我们的猪每天喝泔水，只见长肚子不见长膘。 最后等不及了，不到一百斤就杀了。猪头给了帮忙杀猪的老乡，猪肠子拿到沟底清洗，灌 成血肠。请来几个村的同学，炖了一锅，打了一顿牙祭。剩下的肉切成条腌起来，挂在库 窑里，由司务长赖为民严格管控，每天只能切拇指大小的一块肉，切成小丁放在面汤里提 提味儿。晚上吃饭时，几个男子汉在昏暗的油灯下围着锅台捞面汤，若发现汤勺里有肉 丁，高兴得像中了彩票一般。 

有一件事隐瞒了几十年，只有我和赖为民知道。那次打牙祭有一个村的同学没通知到，让 我们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就决定补请他们吃饺子，我们出肉，他们带面。赖为民让我到库 窑切肉，我就捡了块最大的拦腰中间切了一刀。没想到，从切口处噼里啪啦往下掉肉芽。 我赶忙把赖为民偷偷叫来，给他看长满肉芽的肉。他想了想，让我在库窑里把肉芽挑出 来，别告诉任何人，让我负责剁馅。煮饺子的时候，我一直盯着要多煮一会儿，饺子都快 烂了我还要煮，弄得大伙莫名其妙，以为我没煮过饺子。幸亏只有那块大一点的肉条盐没 撒够，没腌透，所以才招来苍蝇养育后代。（陕北的苍蝇大得吓人，有蚕豆那么大，飞进 窑洞嗡嗡响，我们管那种大苍蝇叫 B-52。） 

平常嘴馋了就躺在炕上，在黑暗中进行精神会餐，回忆过去吃过的佳肴，聊到嘴里流哈喇 子进入梦乡。下盲棋是我们另一种精神娱乐，躺在炕上两个人下盲棋，另外四个人脑子里 随着“炮二平五”、“马二进三”的步子，都摆开一盘棋，有时下棋的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 四个当裁判的也说不清“车”是在“马”的左边还是右边，小卒子过没过河；有时候该走 下一步棋了，可是半天没动静，仔细一听，早打上呼噜了。最精彩的还要算史铁胜和赵琛 之间的背诗比赛。他们两人你来我往，我说上句，你背下句，能把唐诗三百首的所有诗句 背出来，让我们其他人在一旁听着惊叹不已。有一次背白居易的《后宫词》，史铁胜背道 “红颜未老恩先断”，赵琛接“斜倚熏笼坐到明”，史铁胜硬说是“坐天明”，不是“坐到 明”，二人争论不休，史铁胜非起来点灯找书验证，黑暗中摸眼镜把油灯打翻在地

。

（13） - 偷听敌台

在学校学过《桃花源记》，来到这偏僻的小山村似乎才体会到了陶渊明描写的自食其力， 自给自足，鸡犬相闻，怡然自乐的生活。造成城市噪音污染的汽车声，在那浩瀚无垠的黄 土高原上是最美丽的音符。每次远处安乐山山梁上传来汽车的声音，我们都要放下手里的 活儿，凝视安乐山的方向，静静地享受汽车隆隆的引擎声，直到声音在远处消失，心里期 盼着这次解放大卡上会有家书。那汽车声能带来愉快的回忆，让我们想起北京宽阔的马路 ，繁华的街道。这种享受一个月只能碰上一两次，令人失望的是几天后，邮递员二小到村 里没有带来给自己的信。 

幸好，与外界的联系并不完全依靠邮递员二小，不然《桃花源记》中“问今是何世，乃不 知有汉”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现实了。 无线电波传来的虽然不是亲人的声音，但任何声 音、任何内容、任何语言都能解除与世隔绝的感觉。“敌台” 成了我们及时了解外界信息的 一大途径。 

我插队的时候带了一个自己装的九管半导体，有三

个短波波段。在北京，短波波段中除了 几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频率外，几乎全是干扰，有时偶尔在杂音中能听到莫斯科广播电 台。到了陕北我毫无思想准备，陕北的电子天空就像它的自然天空一样，晴空万里，畅通 无阻，什么干扰都没有。第一次收听到美国之音时的恐惧心理就别提了，紧张得心都要从 嗓子眼蹦出来。可是毕竟是天高皇帝远，更何况法不治众，知青窑洞里一到晚上都会转出 “Yankee Doodle”的信号声，所以美国之音也成了我的家常便饭。

 每天晚上八点先听十五分钟的“时事经纬”，然后是十五分钟的“英语九百句”。我最喜 欢听半小时的“每日音乐会”。虽然短波杂音很大，小小的二寸半喇叭放出来的音质很差 ，但在远离现代生活的昏暗窑洞里真是极大的享受。不但有乐曲分析，还有作曲家、指挥 家生平介绍，极大地丰富了我的古典音乐知识。

 除了美国之音外，无数其它敌台也肆无忌惮地闯入了我的生活。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 一样，新闻和评论都比较公正，帮我了解到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我对台湾自由之声毫无兴 趣，先不说广播员娇滴滴的声音，内容无非是谩骂与诽谤，鼓动解放军投奔自由，“驾机 起义，奖黄金一万两”。他们还通过短波广播与大陆潜伏的特务联系，经常听到“2058 同志请注意，”之类的呼叫，然后是一串密码数字。 

莫斯科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业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他们的“对解放军官兵”专题节目常 常播放苏联红军歌曲，太让人享受了。香港福音之声宣传宗教思想，日本、菲律宾、印度 的广播没什么特点，播音员口音很重，听起来怪怪的。有几次竟听到埃及、澳大利亚、罗 马尼亚的华语广播，信号非常弱，瞬间声音就会飘走。 

红卫兵广播电台、解放军之声和中国农村工作组广播站一类的地下黑电台听了倒真是让人 汗颜。他们像幽灵一般在空中游荡，时间不定，频率不定，打一枪换个地方，想找到他们 真有点像猎人打猎，刚看见又跑了。我怀疑他们是些失宠的高干子弟，父母被打倒了，心 怀不满，恶意攻击，内部消息很多，歪批领导人，听着像一部共和国外传。现代年轻人都 喜欢玩电子游戏，当年在窑洞里寻找这些黑电台就是我的电子游戏。这些黑电台真是把游 击战学会了，神出鬼没，我总共也就捕获到他们十几次。

电池成了仅次于橡皮膏的急需物品，电池没电了，就放在灶旁烤烤；又没电了，就在后面 打几个洞，灌点儿尿，又能勉强维持几天。

（14）- 北京干部 

我毫无顾忌的偷听敌台，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同学们的认同，邢之泉中肯地劝告我不要 听。后来发现一到晚上，许多知青窑洞都传出来“异国情调”，也就觉得无所谓了。从美 国之音听到令人惊奇的新闻，大家也都一起议论一番。听到美国太空人登月的消息，大家 不知做何感想。不知谁打破了沉静说，“我们修理地球，让美国人去修理月球吧。”然而 传来林彪外逃坠机身亡的消息，我们的思维中断了，神经麻木了，像全国人民一样，惊呆 了。

 就这样，我们“集体犯罪”一直到北京干部来到村里。不能让他知道这种“无法无天”的 行为，所以我就改用耳机收听，同学之间的讨论也就此停止了。

北京派干部到陕北是周恩来的决定。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在延安插队，向周恩来反映知青 生活艰难，地方干部滥用职权，贪污知青安家费，占用知青招工名额。许多高干子弟回北 京也反映陕北知青不安心插队，生活潦倒，打架斗殴的情况。1970 年中央召开“延安地区 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纪要”，决定从北京各单位的“五七干校”抽调一千两百名北京干部 去延安地区，落实知青政策，帮助知青解决生活困难。北京干部来了以后，与知青同吃同 住，关照他们的生活，全权负责他们的安家费和招工分配。

 派到我们壶口公社共有六名北京干部，原来都是北京六建的干部。老王是总负责人，留在 公社，其他五人分别被派到五个生产大队。老金被派到我们西塬“重灾区”。老金四十岁 上下，一口很重的河南口音，中上等身材，满脸的络腮胡子总是刮得铁青，说话声音很宏 亮，笑起来却总是有些拘谨尴尬。

 提起老金，感觉不知如何下笔。他和其他的北京干部不同，没有给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 印象，也没有以身作则、体贴入微的亲切感觉。他与我们同吃不同住，自己单住在村上边 另一孔窑。平时很少下地干活，偶尔出一次工，干不了一会儿就回去了。回头看那段历 史，他肯定是带着情绪下来的，这又有谁能怪他呢？那个年代谁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呢？老 金也许是自暴自弃，在生活问题上出了轨，大部分时间不能正常工作，留给我们印象最深 的无非是对他进行批判的那段日子。具体细节没有必要叙说，更何况传说纷纭，反正马家 大队一位女知青把他告了。他躲在自己的窑洞里不吃不喝，公社老王要我们关注老金，不 要让他有什么意外，反而成了知青关照北京干部。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村的同学回忆那段往事，仍然都异口同声表示感谢老金。虽然我们 一千多块钱的安家费始终是一笔糊涂帐，但至少在招工问题上，老金保证了我们村和我们 大队同学的招工权利没有遭到践踏。

 据支延干部老苏回忆，按规定北京干部每年有一个月回北京的休假。大部分干部都作的很 好。后二年就散乱了，回北京超期不归的也有了。更严重的是有的北京干部犯了错误被送 到煤窑去劳动改造，影响极坏。来延安时，北京市的领导对我们讲周总理要求我们支延工 作三年。到满三年时，北京市政府派来了一个工作组，组长是一位姓门的现役军人。工作 组对延安地区交待：支延的 1200 名干部，延安需要留下谁，就可以留下。并且把本人的 户口给转过来，就长期的作支延干部。北京工作组首先把全地区的北京干部集中起来学 习，宣布根据延安工作需要，一部分支延干部要把户口转到延安，长期留在延安工作。这 下可炸了锅了。全体北京干部都不干了，开大会都不进会场。主持工作的门组长实在无法 解决，只好回京去请示。周总理说的要北京市选派支延干部到延安工作三至五年。来延安 时北京市的领导也是这样动员我们的。可现在已经满三年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回北京。门 组长请示北京领导的结果是，让延安留下 400 名再支延工作两年，其余 800 名干部就直接 回北京。这才解决了问题。

（15）- 告别

抱着扎根一辈子理想的人很快就发现自己的理想被招工粉碎了。从县办工厂到国营企业， 一批又一批知青离开了窑洞奔赴新的生活岗位。我们村的邢之泉、张大鹏、赖为民先后招 工走了，史铁胜转到了父母干校，赵琛因肝炎留在北京养病，村里就剩下我一个人。1973 年全公社 240 名知青只剩下十几个人，红红火火的集体插队生活彻底告终。 

我一个人过了几个月凄惨的生活。1973 年 6 月传来惊人的好消息，大学恢复入学考试，知 青都可以报名，而且可以不上工，复习功课两个星期。凭着记忆我把学过的数学物理公式 、化学方程式都写下来，自己给自己出题作。晚上不再听美国之音，而改听中央台，了解 形势，背点儿时兴的政治词语。 

六月底的一天，我和公社剩下的几位同学一起进城赶考。我们满怀信心，情绪非常高昂。 除了考试题不是全国统一，而是各地自己出以外，整个招生过程俨然像是恢复了过去的手 续，还要进行体检，填写报考申请表，每个人可以填写三个大学志愿。我现在都还搞不明 白为什么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西北矿业学院。有那么多北京的学校，那么多其他专业我都 没选，偏要留在陕西学矿业。大概是拦牛把我拦野了，爱上了野外生活，以为学矿业可以 走偏祖国美丽山河去寻找矿产，那股书呆子浪漫气还十足。

因为还报考了北外，所以得考外语。考试很简单，两位老师坐在桌子后面，我站在对面。 一位老师自我介绍说是北外的王老师，另一位是西安外院的，姓什么我忘了。王老师问我 要考英文还是俄文，我说都考。两位老师略有吃惊地互相望了一下，王老师就递给我一张 纸条，让我念出来并翻译。纸条上用英文写着一些当时的流行口号，诸如“热爱”、“万 岁”之类。念完之后，西安外院的老师又递给我一张纸条，是用俄文写的，但不是口号， 而是星期一上什么课，星期二天气怎么样之类的短句。念完了老师说我可以走了。这下我 倒是惊讶地问，还要考笔试吗？两位老师又互相摇了摇头，说就这些了。 

三天的时间，我们住在县中学，头一天参加“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学习班和体检，第二 天跟第三天考试。三天中结识了不少知青，其中有一位党校子弟，叫小熊，也报考了北外 ，考试前一个劲儿跟我讨教如何学习外语，给我印象特别深。第三天下午考试结束后，我 自我感觉非常好，最难的一道数学题只是用三角计算宝塔山的高度。傍晚正和几位同学在 县委大院门口聊天，北外的王老师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口试笔试我都是全县第一，北外 已经破格录取我了，入学后直接上英语系二年级，学校会马上发入学通知书。我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难道其他考试成绩就不算了吗？况且我也没考笔试啊！王老师笑了笑，让我 放心，这里的一切由他们来招生的老师作主，让我回去等通知。我无法描述我当时高兴的 心情，大概就象意外中认识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女朋友吧。 

回到村里我心情格外轻松，望着窑洞里的炕头灶台，锅碗瓢盆，还有些依依不舍。老梁照 例每天招呼我去拦牛，我每天也赶着牛群，想多看看那熟悉的山梁和山沟，坐在山坡上想 象着上学的滋味，幻想着一个有白膜吃的美好生活，决心努力学习。到了七月底，我盘算 着，解放大卡该来了。果然，有一天听到了汽车声，紧接着的两天我找了个借口没去拦牛 ，在家里等待邮递员二小。可是两天过去了，二小并没有来，心里不禁有些犯嘀咕。

到了八月中，我的心开始从嘀咕变成乱作一团。学校都是九月一号开学，怎么入学通知还 没来？王老师该不是在哄我吧？也许开学日期改到九月底了？入学通知不会在路上丢了吧 ？我整天胡思乱想，受不了了，跑到别的村打听，才知道出了个白卷英雄，考试成绩全部 作废，各大学招生名单由县教育局重新审批，重点招收贫下中农推荐的青年。女朋友无缘 无故突然提出要跟要跟你掰的感觉，就是我当时的感觉，闷头一棒。以后几天，成天坐在 窑洞前发呆，无心拦牛，什么都不想干。

 度日如年，又过了一个月，秋风已有些凉意，我彻底灰心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拦 牛，盘算着下半年怎么过。一天傍晚，拦牛回来，吃过晚饭，我依旧坐在窑前发呆，一个 村里的娃叫着我的名字跑进院子，递给我一封信。我接过信，牛皮纸公文信封中间的红框 里用钢笔竖着写着我的名字，左下角印着红色印刷体“北京师范大学”。我记得很清楚， 看完信封，我无动于衷，把信放下，继续望着对面的蟒头山-我已经麻木了。透过暮色， 深绿色的丛林隐约有星星点点的红色黄色点缀。金叶驮水上来，跟我打招呼我也没理。远 处有狗叫的声音，是不是狼来了？天渐渐黑了下来，猛然一阵秋风吹来，不禁打了个寒颤 ，才想起来有一封信。回到窑洞里，点上小油灯，打开信。北京师范大学油墨公函清除地 写着“你已被我校数学系录取，请于 9 月 1 号以前来校报到…”没看完我就又把信放下了 。今天到底是几月几号？玉米都收了，柿子也红了，快到国庆节了吧…北京师范大学？我 没报师大，写错名字了吧？我哑然失笑，命运真是无情，把人折腾到这个地步还要开这种 玩笑。 

晚上我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睡得很踏实。第二天早上，拿着镢头要去拦牛，队长见了就问 “啥时候走嘛？”问得我莫名其妙。“去啊嗒嘛？（陕北话，去哪儿）”。“回北京嘛！ ”队长笑着说。我第一个反应是，队长平时忠厚老实，怎么也跟着起哄，拿我开心呢？但 看着队长认真地样子，心突然跳了一下。可能是真的，这可能是真的。直到两天后，队里 的驴驮上了我的行李，我还在觉得全世界都在骗我。临走时，我一点都不激动，做好了思 想准备，到了师大，人家拿着信说搞错了，我就回来。我跪下来，双手摸着黄土地，对着 生活多年的窑洞磕了三个头，心里在默默祷告，希望这一切是真的，希望这是与西塬的告 别。那天我差一个月 24 岁。 

登上了驶向北京的列车，希望慢慢战胜了疑虑，过去一幕一幕在脑子里闪过：同炕共苦的 插友；我们六个人集体渡黄河的壮举，不怎么会游泳的张大鹏差点丧命（请看“知青与艄 公”一文）；跟我风里来雨里去的牛群；朴实真挚的老乡；小狗费利；上次回北京扒车， 同兰考难民在煤车上度过的寒冷夜晚（请看“扒车”一文）… 

到了北京发现师大的入学通知书是真的。我的命运彻底改变了。

后来才听说，招生的老师们用调包的方法偷梁换柱，把各校原来招生名单上的人名互相大 调换，在名单前面加上了当地干部子女的名字，什么粮食局局长的女儿，县委宣传科副科 长的儿子，骗过了教育局，交到县委审批，最后才通过。这样我的名字从北外的名单上消 失，而出现在北师大的名单上。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西塬插队生活，没有战天斗地，没有豪情壮志；不想涂抹上虚度年华的 标记，也不想品评人生沉浮。岁月流逝，人过时迁，一百年，两百年后，西塬这个小村子 会从地图上消失。那时候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在研究黄土高原文明时，或许可以从一个老 人的琐碎平凡的生活记忆中探索出一些趣事，为之感慨一番，我在天之灵也就心满意足了 。

（16）- 后记

2009 年 7 月，承蒙壶口同学盛情邀请驱车回村，以最有意义的方式纪念了插队 40 周年。 陕北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水基本都上塬了，原来用来驮水的驴都放生成了野生动物，到处 乱跑。由于不种庄稼而改种苹果树，坕地的牛也成了稀罕物，让我这个拦牛娃还有些失落 。家家户户都吃商品粮，碨盘成了历史文物。当年进入窑洞宣传党的声音的金属喇叭线也 被电线代替了。黄土高原不黄了，满山青绿，据说为了保护植被，连羊也不许放了。羊能 把山啃荒了？当年为其险些丢了性命的疙针，满山遍野都一人多高，老乡用苹果树枝烧 火，再也不用为打柴发愁了。主要道路都铺上了柏油，早上骑着摩托车下地照理苹果树， 中午用手机跟苹果商谈生意，晚上在窑洞里看电视已是新一代农民的生活方式。壶口公社 该成壶口乡，原公社大院对面建起一所基督教堂，十字架高高耸立，有一百多教徒。改革 开放所带来的贫富不均也在这里繁衍，没能跟上形势的，就成了新型佃农。据桃曲村长介 绍，村里发家致富的多数都是当年地主富农的后代，而沦为佃农的多半是贫农后代，十分 令人深思。 

西塬也是这些变化的一个缩影。所看到的一切都很亲切，然而却让我激动不起来。也许是 因为其他同学以前回来过，寄来照片已经看到了变化。梁家老二和二嫂和照片上一样，并 不太显老，还是那么热情。老特样子也没变多少，可是痴呆了，认不出我们了。梁公早就 去世了，金叶和银叶都嫁出去了，现在也该是五六十岁的老婆姨了；会计马金堂跟着女儿 搬到县城住，以卖蔬菜为生。我们在县城的菜市场找到了他，他跟我们同岁，可是前面的 牙都没有了，看上去已是名副其实的“老大爷”了。村里的碎娃（陕北话，小孩子）穿着 麦克乔丹 T 恤衫，相当时尚。我们住过的窑洞都塌了，小心翼翼地进去，静悄悄地寻看， 却找不到任何在这里住过的痕迹。村里许多窑洞也都塌了，处处荒草丛生，给人一种衰败 的感觉。原来只有 90 多口人的西塬现在人口更少了，只有 60 多口人。与其他村子相比， 西塬还是显得那么穷，没有活力，连苹果树都比别的地方矮半截，也是仅有的几个水还没 有上塬的村子。我心里有些气愤，西塬还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必要吗？站在村头的场 院，望着我过去放牛走的小道，那个“一百年，两百年后，西塬这个小村子会从地图上消 失”的念头就是在那个时候萌生的。

临走前，在当年离开西塬时磕头的地方，我又跪下了：存在下去吧，西塬，为了永恒的记 忆顽强地存在下去吧。

作者: 张启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