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王海疆: 革命家庭, 寻找缺失的亲情和父爱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的博士毕业典礼 

王海疆，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2年考入社科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5年入职中国银行总行，1986年任信贷二部石油处副处长。1987年赴美留学，1993年在宾西法尼亚大学获能源管理和政策博士学位。1999年起任美国农业部经济学家，2020年退休。现居美国马里兰州。  原题

父 子

作者：王海疆

说实话，小时候我很怕他，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他对孩子从不苟言笑，不会从他口里听到任何关心和鼓励的话。在他眼里似乎没有你的存在，养孩子只是尽社会义务。父亲教育孩子的方式是只要不学坏，去自我发展吧。况且他工作忙，顾不上你。但天下不乏工作忙的好父亲，不同的是教育理念和价值观。

三年“自然”灾害对我们这代人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和疼。那时家里不做饭，吃食堂。上海东海舰队家属院食堂做的包子极好吃，又大又香，但每人只一个，吃完仍不饱，每天都觉得肚子饿，盼着开饭。挨饿的滋味不好受。

记得一个星期日，父亲让我们每人拿个小篮子和铲子，全家一起去挖野菜。挖野菜，我们是一百个不乐意去。磨蹭出了门，走到大院门口，恰巧有人来找他。他们站在院门口谈话，过了一阵，父亲终于说，今天不去了。我们如释重负。之后他也再没提挖野菜的事。其实，哪里还有什么野菜等我们挖？一个军队的师职干部都要去挖野菜，普通老百姓还能吃什么？！

当兵时，在部队遇到一批河南信阳兵，他们几乎都是孤儿。那几年，他们的父母为了孩子，宁可自己不吃，活活饿死。同是挨饿，程度无法相比，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结局太悲惨。

现在有种说法，在那个年代，部队大院哪家不打孩子，如果要做统计，我们家绝对在列。父亲算不上经常出手打孩子的家长，但打我和弟弟下手够狠、够重。

有一次，大约是在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吃晚饭时，他要求我们把碗端起来，就因为我把碗放在饭桌上，他甩手就给了我一耳光。我给打懵了。一会儿，不知不觉又把碗放到桌上，他抬手又给了我一耳光。意思是你不长记性啊！端碗吃饭成了他订的莫名其妙的家规，他的家教没有章法。就因为这种小时候的记忆，当我有孩子后，不曾动她一根手指。不完全因为她是女孩，即使是儿子，我也会如此。我相信，除了打和罚，还有更好的父子相处之道。

那个年代，好像大人带孩子串门很盛行，但父亲很少这样做。父亲不爱拉关系。从小到大，我仅记得一次，在上海，带我们去过一位将军家。到北京后，他只带我们去过刘燕家。

刘是父亲的老乡，曾在浙江长兴与父亲一起做中共的地下工作。后被捕，供出了父亲，而那时父亲已去了新四军。刘燕在人民大学任会计，住在人大铁狮子胡同宿舍。刘的丈夫姓沈，曾在1949年前的北平市政府工作，跟随傅作义起义。也做财务工作。他们领养了一个女儿，叫小燕。文革中，刘的历史被翻出，刘在自家浴室上吊自杀。1968年某一天，刘的丈夫沈到我们家。一进楼门就一步两台阶的往二楼走，嘴里大声喊着“老王，老王！”那天父亲在家。沈是为了借三百块钱而来。他们家小燕要上山下乡，家里积蓄因刘燕自杀而冻结。不知道父亲是怎么与沈谈的，沈空手而回。

父亲在政治运动中的小心谨慎，不近人情，生怕粘包、引火上身由此可见。共产党搞过多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父亲从未受影响，既没受过审查，也没挨过批斗。那怕在文革中，连五七干校也没去，依旧工作。他真幸运。其实，我们也很幸运。从小到大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没有像我后来遇到的一些朋友那样，从小因家庭和出身备受歧视，饱尝人间不公。

文革中，一次父亲叫我去他办公室帮忙。林彪发表了新指示“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办公室需要重新装饰、打扮。我个子高，他让我把字挂在墙的高处。其中林把“干”字写得特别细长。父亲则笑着对他同事说，我像那个“干”字。家长对子女要多夸奖和鼓励，尤其面对外人。这是我到美国后才知道的西方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父亲那一代人恐怕没听过这样的教育理念，即使听过估计也不认同。文革停课，我在家中翻出十几张黑胶唱片，其中有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哈恰图良的马刀舞、田汉聂耳的梅娘曲。这些唱片没有听父母在家中放过，不知他们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买的。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唱片也都是精典。我瞒着父母用交学费的钱去委托商店买了一把小提琴。就是这些唱片和这把小提琴开始了我对音乐的执着和向往。现在，对我来说，拉小提琴更是一种精神享受。这，父亲这样的家长是无法理解的。什么业余爱好？那是不务正业！我庆幸，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坚持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

1968年是我们家不幸的一年。母亲在单位挨斗，关在地下室，不准回家。跟随我们家多年的老阿姨被强令离开我们。两个姐姐先后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和云南。那一年，可能也是父亲工作最忙的一年。父亲所在部里的局精简成三个组，他任生产组组长，每天都很晚回家。一天下午，弟弟因过失和对门的海京一起被警察叫走问话。那天，我一人在家等父亲回来，平生第一次有了一种在家的孤独感。父亲依然很晚回家，进来就插门。我急忙叫住他，说不要插门，弟弟还没回来。他简单问了情况，看得出他已很疲备，几乎没有精力再管我们的事。那一晩，原本热闹的七口之家，只有我和他两人。

在我看来，他最像父亲的应该是1969年和1970年这两年。这期间，母亲去了河南五七干校，我们全部上山下乡离开北京，只父亲一人留京。为了方便我们的生活，他把戴了多年的手表寄给了我们。那时，他会写几页纸的信。信中充满父爱和对我们的关心、鼓励，写信的人像是个我不认识的父亲。这辈子，他对我们当面用语言表达的关心和鼓励都不如那时他写的文字多。

父亲在吃的方面不挑剔。没听过他要求吃什么，或在饭桌上说什么好吃或不好吃。似乎是阿姨做什么，他就吃什么。有时他下班晚，到家后已九、十点，全家早巳吃过晚饭。阿姨总会为他做一碗鸡蛋炒饭，用紫菜做碗酱油汤，没有其它菜，他从不抱怨。

1978年，我考上大学。一天，家里来客人，父亲指着我对客人说，他要上人民大学了。像所有家长在介绍自己孩子考上某某大学一样，夸赞之意溢于言表。这好像是他不多的对我的当面夸奖。

我爷爷原藉湖北，因逃荒，从湖北天门来到安徽誓节渡。多年前，一位朋友的父亲从湖北来美探亲，说话居然与爷爷的口音一模一样，让我大感惊讶。爷爷戴一副眼镜，识字，像个旧社会的教书先生。其实爷爷以磨豆腐为生，找了个学徒帮工，由此父亲的出身是城镇小业主。爷爷能在家境不富裕的情况下，供父亲读完高中，说明他不守旧，是个有眼界的人。1949年以后，爷爷和奶奶的生活来源靠父亲每月寄的20元生活费。

爷爷姓李，不姓王。他一直坚持让我们改姓李。这事得由父母中一人出面花时间去办，姓李姓王与他们的工作和革命没关系，没有动力。待爷爷去世，老李家就彻底不缺我们这几个人了。姓党比姓王姓李重要。

爷爷个高，估计有一米七五，落在他那个年代，就是当今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感谢他的基因，让我在一堆人高马大的欧美人中也无违和感。

.

1964年春节前，父亲托从北京返回芜湖的同事，帮助我们四个子女去安徽爷爷奶奶家过春节。那天，汽车到誓节渡时，天色已暗，我们四人借着月光走在誓节渡小镇的石板路上，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当时城乡生活差距明显，我们的穿着确实与当地人有差别。十年后，当我再次来到誓节渡时，因大批上海知青的到来，誓节渡早已看惯了大城市的人，如同中国人看惯了洋人，不再新奇。

那年春节过后，爷爷送我们四人回北京。长途车到宣城，遇大雪，道路不通，我们往前走不了，又退不回去，被困在宣城的旅馆里。离开誓节渡时，奶奶做了一大包茶叶蛋让我们带回北京。这时茶叶蛋成了口粮，我们围着旅馆的小桌子，一个接一个地吃。旅馆边有一歺馆，因下大雪，饭菜价暴涨。爷爷花了一块钱买了一盘炒菠菜，在当时，这算是盘高价菠菜。爷爷看着我们吃，自己一点不动。我们则没有一个人说，爷爷，你也吃吧！那时我们还小，全然不知处境的困难。姐姐最大，16岁，大约知道我们进退两难，一下哭了起来。爷爷看了一眼姐姐，然后直视前方，说了一句我至今没忘记的话，“哭莫子嘛！” 爷爷闭着嘴巴，上牙磨下牙，两腮跟着蠕动，这是他脸部常见的表情。此刻，他不说，其实滿脸焦虑，他在盘算下面的行程，他在担忧随身带的钱够不够。那年，爷爷七十岁。

爷爷送我们到北京后，并没有太多时间与父亲单独相处。一次，撞见父亲和爷爷坐在桌边，两人并没有说话，只是无声地坐在那儿。也许他们之间要说的、要问的，都已说过、问过了。也许这就是他们父子的相处方式。

爷爷爱喝酒。可那时候，连酒也买不到。爷爷就倒一点醋，全然以醋代酒，过一下形式上的瘾。仍记得他喝口醋，吃几粒花生米的样子。当整个社会吃饱肚子是头等大事时，喝酒就是奢侈。

可能是有个儿子在京城的原因，爷爷当过县人大代表。听说，文革开大会，爷爷搬个小板凳，总是一个人早早地坐在会场。

爷爷从不会在言语和动作上表现出对孙辈的关爱，那怕一点小小的安慰、关心也不流露。这一点，他们父子俩很像。

1967年，文革初起，爷爷病危，打电报让父亲赶回誓节渡。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没有儿女情长，只顾个人和家事是自私和罪过。拖了几天，才电报回复。爷爷躺在家中床上，苦等多日，盼再见儿子一面，不闭眼睛。当奶奶在他耳边说了一声，“你儿子不回来了”，他终于合上眼，走了。

1975年，我在军宣传队。一次，从杭州去芜湖演出途经誓节渡。回程时，请了两天假，去看奶奶。奶奶小脚，身材瘦小。走起路来，步幅虽小，但步频很快，一点不慢。奶奶是安徽本地人，说话口音与爷爷不同。人虽瘦小，说话底气十足，与她年龄不相称。奶奶领我去看了远近的亲戚们，她见人就说，“这是我大孙子”，语气里透着欣慰。奶奶不像爷爷，我可以感受到她对我的疼爱。

我不知道，1949年后父亲是否回过誓节渡。长江下游沿线的几个城市都有他部里的单位。父亲利用出差的机会去趟誓节渡也顺路。只是在那样的年代，回乡省亲恐怕被扣帽子。父亲为官处事小心谨慎，1949年后再没回过乡，有可能。

在我们成年后，父亲似乎也很少与我们交流，但是家里经常有他的客人。看得出来，他与不少他的老朋友保持密切交往。他在见到他们时脸上会露出笑容，一扫面对子女时表现的那种矜持和严肃。而这种笑容在他面对子女时很难见。

父亲对物质上的要求很少。工作时不争什么个人利益。退休后，更是如此。他心态平和，安于现状，无欲无求，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晨练、挤公交，怡然自得。难能可贵的是他晚年能放下过往的一切，淡泊名利。扪心自问，换成我，能做到吗？

我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很难说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什么言传身教，但必须承认，他要我们老老实实做人，我记了一辈子。来美国上学期间暑期去世界银行实习。当拿到有照片的出入证时，不由吃了一惊，我竟从自己的照片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的确，从性格上，我也有像他的地方：固执、钻牛角尖……这就是“遗传基因”？当我也成了父亲后，深知不能像他那样做父亲。当父亲，他不及格，不称职。但他养育了我，我感谢他。

1995年3月，父亲住院治疗肝病，弟弟工作忙，五、六天后才在晚上九点多赶往医院。见到弟弟，他十分高兴，没有因为弟弟迟迟才来而有愠色。他非要坐起来和弟弟交谈，看起来心情很好。弟弟回忆，这是他们面对面交流父亲说话最多的一次。也许是人生最后时刻的回光返照，他突然头一歪倒在弟弟的臂膀中，连及时抢救的时间都没有留下。弟弟将消息告诉我，那晚，我一夜未眠，那是我至今唯一一次因思虑而通宵未能入睡。记忆中与父亲相处的一幕幕在脑海里反复出现。

记得1994年去新加坡开会，顺路回北京。给父亲带去两条香烟。他还告我，他现在太极拳打得很好。未曾想，这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如同当年他对爷爷做的那样，我没能回去给他奔丧。可能在他心里这种亲情不重要，但我对他仍抱有一种愧疚。爷爷活了73岁，父亲活了76岁，我估么着能活79则达标。

算起来，1955年父亲36岁，授上校军衔，获两枚三级勋章，算是事业有成。我36岁，放弃了在中国取得的一切，漂洋过海，在美国靠自己从头开始，读书、获学位、找工作、晋级，直至退休。虽然环境不同，我干得不比父亲差。父亲一辈子也算顺风顺水，他事业上达到的高度，老实说，我也能做到，甚至超过他。父亲靠的是资历和能力，我靠的是知识和能力。一代本应超过一代，一代应比一代强。

爷爷这辈子经历了饥荒、战乱。父亲这辈子从战争中走来，历经了各种政治运动和风波。我们这一代亦没躲过各种人为灾难和自然灾害。尽管现在我们远比爷爷和父亲当年生活得好，但历史在轮回，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及她们的子女不再重复我们的过去，能生活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接受家庭先于组织，亲情大于政党的普世价值。这一天，即便我们的下一代等不到，我坚信，她们的下一代会等到。

重回中国银行

返回当知青时的云南，在当年拉琴的地方驻足